看到这些,真的太窒息了。冤有头债有主,给 CCP 都好好记着,总有一天血债要血偿。

“你凭什么认为你不会在那辆凌晨的大巴上?”

在 90 年代野蛮生长,在 00 年代拓展世界,在 10 年代疯狂挣钱 … 今天看到一句歌词,我觉得非常适合作为自己面对 20 年代的处世态度 —— "Sit still, do nothing, what if it mattered?(就这样坐着,无所事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九一四年以前,世界是属于所有人的。每个人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在那里待多久就待多久。没有什么允许不允许,没有什么批准不批准。当我今天告诉年轻人,说我在一九一四年以前去印度、美国旅行时根本就没有护照,或者说,当时还没有见到过护照是什么样,他们会一再流露出惊奇的神情,这使我感到很得意。当时人们上车下车,不用问人,也没有人问你。我们今天要填近百张的表格,当时一张也不用填。那时候没有许可证,没有签证,更不用说刁难;当时的国境线无非是象征性的边界而已。人们可以像越过格林威治子午线一样无忧无虑地越过那些边界线,而今天由于大家互相之间那种病态的不信任,海关官员、警察、宪兵队已经把那些边界变成了一道道铁丝网。由于国家社会主义作祟,世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开始变得不正常——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瘟疫才开始,作为首先看得到的现象是对异族的病态恐惧:仇视外国人或者至少是害怕外国人。

人们到处抵制外国人,驱逐外国人。原先发明的专门对付罪犯的各种侮辱手段,现在却用来对付每一个准备旅行或正在旅行的旅行者身上。出门旅行者不得不被人从右侧、左侧和从正面拍照;头发要剪短到能看见耳朵。旅行者还必须留下指纹,起初只需要留下大拇指的指纹,后来需要留下所有十个手指的指纹。

此外,旅行者还要出示许多证明:健康证明、注射防疫针证明、警察局开具的有无犯罪记录的证明以及推荐信。旅行者还必须能够出示邀请信和亲戚的地址,还必须有品行鉴定和经济担保书,还要填写、签署一式三四份的表格。如果那一大堆表格中缺少了哪怕一张,那么你也就别旅行了。这些看起来都是小事。我起初也觉得这些琐碎小事不值一提。但是这些毫无意义的“琐碎小事”却让我们这一代人毫无意义地浪费了无可挽回的宝贵时间。

当我今天总算起来,我在那几年里填了不知多少表格,在每一次旅行时填写了不知多少声明、还要填写纳税证明、外汇证明、过境许可证和居留许可证、申报户口表和注销户口表,等等。我在领事馆和官署的等候室里站立了不知多少小时,我曾坐在不知多少官员面前一他们有的和蔼、有的并不友善、有的呆板、有的过于热情一我在边境站接受过不知多少搜查和盘问,我这才感悟到,人的尊严在我们这个世纪失掉了多少嗬!

我们年轻时曾虔诚地梦想过我们这个世纪会成为一个自由的世纪,将成为即将到来的世界公民们的新纪元。可是那些非生产性的、同时又侮辱人格的繁文缛节却浪费了我们多少生产、多少创作、多少思想嗬!因为我们每个人在那几年里要用更多的精力去研究那些官方的规定,而不是去研读文学艺术书籍。我们在一座陌生的城市、在一个陌生的国家,最先要去的地方不再像往昔那样是去那个地方的博物馆、风景区,而是为了领取“居住许可证”去领事馆和警察局。

我们这些人以前坐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谈论波德莱尔的诗或热烈地讨论一些文学艺术方面的问题,而现在我们发现自己谈论的尽是一些被盘问的情况、许可证的情况,或者打听应该申请长期签证呢还是申请旅游签证;结识一个可以使你缩短等候时间的领事馆的小小女官员在最近十年里要比在上个世纪和托斯卡尼尼或者罗曼·罗兰结下友谊更为重要。我们凭着天生的悟性始终会感觉到,我们是被施予者而不是施予者。我们没有任何权利,一切都只是官方的恩赐。我们不停地受到盘问,被登记、编号、检查、盖章。

——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百年前。

上午世界大战爆发,下午我去游泳。(卡夫卡

陈珊妮在台北的「调教 X 教条」演唱会,「啰嗦体」again。

犹记得 2013 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香港。和朋友走在港中文的校园里,民主女神像仍然矗立。彼时未曾想,那是最后的荣光。

对于我信得过的很多朋友,我都是大力推荐mastodon的。

熟悉我的朋友知道,我念的专业是媒介研究,难免带一些老欧洲这边的冷眼批判态度,所以对社交媒体充满了不信任。对我来说,mastodon让我难得地找到了一些好的“公共领域(public sphere)”的感觉。人们在这里可以负责任地、自由地讨论公共事务,并且在开放程度和规则约束之间形成了一个比较好的平衡。

而更紧要的是,在这里进行(相对严肃的(键政✅))发言本身也是一种公民训练:如果你发表的内容存在真实性存疑、逻辑上有问题、来源不明等问题,timeline上的友邻们往往会毫不客气但并不personal地指出。长此以往,我也慢慢地对自己的发言有了更好的规范,自感比一年前说话的方式要更负责任,也能为社区提供更多的价值。

一个好的公共领域的形成是很难得的,尤其是对于在线社区来说。硬件与程序层面的规则设定、每个站点的公约、站长们的辛勤维护,以及用户们自发共同维护的“社区氛围”,这些加在一起才构成了这个让人想要持续参与和贡献的现状。

还是要珍惜,文明并非免费得来。

看完《法比安》还是久久不能平静。“不该死的人死了,不该活的人却活着。”又是一个动荡年代,当一切都在瓦解,一切都在不可遏止地走向堕落,而保持清醒,是多么得难能可贵。

“这个地方正在发生着一些把人不当人的事情。”
我完全做不到只发些一日三餐,遂在解封后的第二周,竟得了政治性抑郁。
在向大洋彼岸的王三三求解如何度过这段岁月时,她给了我一个词——“见招拆招”。

DAO(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去中心化组织)就是 21 世纪的《共产党宣言》。

【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英語:)是一句互联网上的常用语,因为《纽约客》1993年7月5日刊登的一则由彼得·施泰纳创作的漫画标题而变得流行。这则漫画中有两条狗:一条坐在计算机前的一张椅子上,与坐在地板上的另一条狗说出了漫画的标题:“在互联网上,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时至2000年,这一漫画是《纽约客》中被重印最多的一则漫画,施泰纳因为此漫画的重印而赚取了超过50,000美元。 🔗 zh.wikipedia.org/wiki/%E5%9C%A

一些上海这两个月来必将留存在历史上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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